两汉乐府诗对北朝民歌的影响

       乐府初设于秦,为当时“少府”下辖的一个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汉初,乐府并没有保留下来。到了西汉汉武帝时,在定郊祭礼乐时重建乐府,它的职责是采集汉族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并训练乐工演奏,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它是继《诗经》《楚辞》之后而兴起的一种新诗体。后来有的不入乐的诗歌也被称为乐府或拟乐府。

        宋代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是现存收集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是汉朝、魏晋、南北朝民歌精华所在。内容十分丰富,反映社会生活面很广,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共5000多首。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等12大类;其中又分若干小类,如《横吹曲辞》又分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等类;相和歌辞又分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和大曲等类;清商曲辞中又分为吴声歌与西曲歌等类。其中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舞曲歌辞都是帝王贵族祭祀宴会时用的乐章,文学价值不大。后几类里收录了很多民间作品,也包括一部分经过乐工或文人改编的乐歌。除了乐府诗之外,还收罗了不少古代的民间歌谣。我们今天读的乐府诗,其中多数是民间作品。

        两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乐府诗集》的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歌谣辞中,相和歌辞数量最多。流传下来的总共不过四十多首,题材内容广泛。

        汉乐府民歌无论在思想或艺术方面都具有新的特色,它继《诗经》、《楚辞》之后,又开创了诗歌的新一代诗风。对中国后世的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对后来的少数民族的民歌发展也意义重大。尤其对北朝民歌在艺术特色及其他方面的影响尤为重要。

        北朝民歌是指南北朝时期北方文人所创作的作品,产生于黄河流域,歌词的作者主要是鲜卑族,也有氐、羌、汉族的人民。主要收录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中,此外在《杂曲歌辞》和《杂曲谣辞》中也有一小部分,今存60多首。歌词有的是用汉语,有的是用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后被译为汉语。主要是北魏以后用汉语纪录的作品,数量虽不多,但内容却广泛的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首先,从诗歌风格来看,乐府诗创立了一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诗风,也就是一种面向现实,贴近生活的精神。即我们常说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种创作方法是和作家的创作态度相联系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细节的真实性。有真实的细节描写,用历史的、具体的人生图画来反映社会生活。例如《孔雀东南飞》中“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详细的描写了焦仲卿妻幼时的生活情况。北朝民歌中有一曲叙述畜牧、射猎、爱情紧密结合的《地驱乐》,"青青黄黄,雀石颓唐。槌杀野牛,押杀野羊。驱羊入谷,自羊有前。老女不嫁,蹋地唤天。侧侧力力,今郎无极。枕郎左臂,随郎转侧。摩捋郎须,看郎颜色。郎不念女,各自努力。"也是通过真实的细节描写来反映北方青年男女从射猎、畜牧、求爱、欢娶、通情、配合的全过程。

        二是形象的典型性。通过典型的方法,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如《陌上桑》中“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秦罗敷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一点北朝民歌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尤为明显。

        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象北朝民歌那样敬重女性,歌颂女中豪杰的现象,在汉族统治者心中,就认为女子是"小人",是"祸水",是乱天下的"罪魁祸首",对待妇女问题,汉族文人多采取鄙视的态度,根本谈不上对女中豪杰的赞扬和歌颂了。可是,在北朝民歌中,歌颂女杰的诗,却是屡见不鲜。《李波小妹歌》是其中的一首,其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集中歌颂了李雍容这个女中豪杰。《折杨柳歌》是一曲描写少数民族女子要随丈夫上战场的事,要和丈夫决一雌雄,只有少数民族的妇女可以这样做。《后汉书》云,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谋用妇人,唯战斗之事乃自决之"。又说,"父子男女相对踞蹲无礼"。就是说,女子在家中和父母丈夫具有平等的地位。描写妇女英雄行为最好的当属《木兰辞》。木兰,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女,在父亲无力出下的情况下,她"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她武艺高强,所向披靡,十二年的征战,她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位巾帼英雄。她一心报国,不求名利,视高官厚禄如粪土,战争胜利后,又回到家乡,成为一位普通妇女。战功卓著而本性不改,这种高贵的本性,是一种崇高的美德,是永远值得歌颂。这也正是古语中“巾帼不让须眉”的最好写照。

        三是具体描写方式的客观性。作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具体的描写,从作品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和爱憎感情,而不要作者自己或借人物之口特别地说出来。如《十五从军征》中“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以及《战城南》中“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都是对于客观景物的描写。为北朝民歌所反映的现实主义精神打下了基础。这在北朝民歌中也有不少作品,《紫骝马歌》就是这样一首民歌。它描写战争导致人无家可归,"高高山上树,风吹叶落去。"还有《陇头歌》一曲,"陇头流水,流离西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看秦川,心肝绝断。"也是通过对客观景物以及事物的描写来表达主人公的思想感情。

        其次,从诗歌体例来说,乐府诗形成一种独特的诗体。严羽《沧浪诗话》曾说:“有歌行,有乐府。”乐府之范围,有广狭之二义,由狭义言,乐府乃专指入乐之诗歌,故《文心雕龙·乐府篇》云:“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而由广义言,则凡未入乐而其体制意味,直接或间接模仿前作者,皆得名之曰乐府。离开了乐谱,我们只能把乐府看作诗歌的一个类别。汉乐府民歌在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局,变为以杂言和五言为主。乐府诗很少有整齐的七言诗,除了夹杂三言、五言之外,还可能有其它的杂言句。杂言长短不拘,表现灵活;五言音节单双配合,节奏、韵律富于变化,又增加了表现的容量。二者交错重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北朝民歌也以五言四句体式占优势,约为百分之六十。其余多为整齐的七言、四言诗,杂言体较少。《敕勒歌》就是北朝民歌中杂言诗的代表。三言与四言相交替。而《木兰诗》则是五言体的代表作。对话问答的形式使作品节奏感强烈,人们读起来朗朗上口。既不冗长,又不失韵味。

        再次,从艺术特色来讲,汉乐府民歌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叙事诗无论在题材或表现方法上,都有给人以一种新鲜的感觉。往往通过叙事来再现生活。乐府诗中大多数都是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发展高峰,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重要标志。汉乐府中也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如《陌上桑》、《东门行》,为后来的北朝民歌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北朝民歌中甚至出现了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乐府双璧”的《木兰辞》,就是北朝民歌中叙事诗的代表作。

        而在叙事诗的写作技巧上,汉乐府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诸如人物对话或独白的运用,人物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语言的朴素生动等,都成了后代一切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人的学习榜样。一是叙事成分相对增多,许多民歌都有情节,有的还描写了人物形象。如《陌上桑》中对秦罗敷这一人物的细心刻画以及罗敷与使君之间的对话详细描述是罗敷的形象跃然纸上。二是汉乐府民歌抒情真挚浓郁,有直抒胸臆的作品,如《有所思》、《战城南》等;同时也善于以比兴、描写的手法抒情。

       第四,汉乐府虽然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是它也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是属于现世与想象相结合的作品,这一点也被北朝民歌所汲取。例如《上邪》中“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首诗用语奇警,别开生面。先是指天为誓,表示要与自己的意中人结为终身伴侣。接着便连举五种千载不遇、极其反常的自然现象,用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移,其中每一种自然现象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不会出现的,至于五种同时出现,则更不可能了。这正是女子发挥了自身的想象力来自誓的誓言。北朝民歌《敕勒歌》中“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同样采用丰富的想象力。说天空如毡制的圆顶大帐篷,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以此来形容极目远望,天野相接,无比壮阔的景象。

      第五,汉乐府在诗歌内容上对北朝民歌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第一,汉乐府民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例如《东门行》写一位男子在家庭生活濒临绝境时铤而走险。《妇病行》描绘了一个妻死子幼、衣食无着的贫困家庭悲剧。北朝民歌中也有很多反应生活气息的作品。如《雀劳利歌辞》,《幽州马客吟歌辞》等。这两首民歌虽然同样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的艰难与困苦,但又不同于汉乐府之凄婉哀愁,欲语还休。而是以直捷了当的语言,道出社会生活中的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诗中不讲什么大道理,只是普通人民的内心本色语。而就是因为简单,才格外深刻。这可能是与少数民族的性格有关。

        第二,控诉战争罪恶,抒写行役之苦。汉乐府民歌表达强烈的反战情绪。《战城南》写战士战死沙场暴尸不葬,为乌鸦所食。《十五从军征》写一位十五从军,八十退役的老兵回乡后到凄惨情况。《古歌》写远离家乡服役者的思家思亲之情。北朝民歌中的《陇头歌辞》与《企喻歌》就是描写长期的战乱致使人民流离失所,甚或转死沟壑。反映离乡漂泊之悲,徭役、从征之苦。这与汉乐府民歌中的反战情绪不谋而合。但是北朝民歌都不是陷入长叹短吁、哀哀凄凄,总不失男儿本色。 

        第三,汉乐府还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与很作出了直接的坦露和表白。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这些诗篇多是来自民间,或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因此,在表达婚恋方面的爱与恨时,都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上山采蘼芜》是弃妇诗。《有所思》写一个姑娘听说恋人另有他心时痛苦复杂的心情。《上邪》是女性忠于爱情的誓言。北朝民歌也有大量描写爱情与婚姻的民歌,例如《折杨柳歌辞》,《地驱乐歌》,《捉搦歌》等。由于北方民族保存着较多的原始风俗,在两性关系上,远没有汉族那样复杂的礼数。在他们看来,男欢女爱,男婚女嫁,原是很简单的事情,没有什么需要羞羞答答、扭扭捏捏的地方。

        第四,两汉乐府诗还表达了强烈的乐生恶死愿望。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两汉乐府诗把创作主体的愿望表现得特别充分。

        可见,乐府诗对于北朝民歌多少还是有很大影响的,虽然北朝民歌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语言,但是少数如庾信、王褒等人南方文人到了北方,多少都会对北方诗歌的创作有少少影响。而乐府诗无论从诗歌体例,还是所反映的内容上,甚至诗歌风格上都同北朝民歌有很多相似之处,北朝民歌受其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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